成都商报首席记者潘媛守/护/者临终关怀作为一个名词，源于中世纪，是指为患病的朝圣者或者旅客修建的庇护所。现代临终关怀运动则将它引申为对垂死病人的一种照护，使病人有尊严地离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对生命最后的守护。在中国，人在临死之前会得到怎样的关怀？从幼儿到成人，普通百姓如何获得关于生命的科学认知？成都商报记者专访站在死亡教育前沿、关怀医疗第一线的专家，试图找到答案。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从1987年创办至今，院长李伟已经送走了三万多人。李伟说，现在国内有许多号称做临终关怀的地方，不过主要是综合医院的肿瘤科设立的病房，真正独立的临终关怀机构几乎没有。虽然在李伟看来，他们已经摸索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模式，但因为面临缺乏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困境，“松堂模式”仍无法在国内大规模复制和繁衍。“社会子宫”曾7次搬家其中4次均因附近居民反对在李伟看来，中国百姓对临终关怀的认识，中间有一层厚厚的隔膜。首先是生命教育的缺失。李伟说，从幼儿园到博士后，中国人缺少一堂完整的生命教育课。“我们注重优生，但却忽视优死。”他在200多所大学讲课，对大学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还有一万多天你们就死了。”他说，死亡是我们13亿人都要直面的问题，不需要避讳，但生命教育的缺失导致了各行各业对临终病人的错误帮助。李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临终期，病人的生命品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退化，医生可以根据观察、检查和病历追踪来进行判断并告知家属。但是，许多家属对生命的理解不透彻，再加上很多都有经济能力，怀着尽孝之心，拼命请医生抢救，不惜代价地用好药，用机器。这就造成了许多病人在临终时还被迫接受过度治疗。过去十年李伟记录了10713个临终末期的病例。“通过对松堂医院一万多个病例研究，我认为人的临终期是280天，与人在母亲子宫的发育期时间一样。人临终时，不能再回到母亲子宫，社会就有义务提供一个‘子宫’，让老人感受到社会的呵护和关爱。”但现实中，这样的“社会子宫”却很难建立。有一年，杭州某小区准备打造一个临终医院，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坚决反对，因为他们不了解什么叫临终关怀，觉得每天与死亡相伴，特别晦气。后来，上海也在推广临终关怀进社区，投资者斥资十几个亿，准备建立国际临终医院，同样遭遇市民抵制。当时李伟被邀请去参加当地电视台为此进行的辩论节目，他对此深有感触，因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松堂关怀医院曾经历7次搬家，其中4次都是因为附近居民反对，不得不迁走。他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说，当他在节目中完整地阐述了松堂医院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摸索出来的模式时，连反对方都表示：“如果是这样的模式，那我们可以接受。” 可行模式医生、生活护理人员还有心理医生那么，松堂关怀医院究竟摸索了什么样的临终关怀模式呢？李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我国现有的模式，要么是医院的老年病房，它满足了老年人治病的需求，却无法进行专业的生活护理，只能依靠家属或者临时护工；要么就是敬老院、福利院模式，但是老人中十个有九个有各种病，有了护理却无法及时解决病痛问题。所以，李伟认为，最优、最科学的模式，就是松堂一直在探索的模式：医生，加生活护理人员，再加心理医生。“这里没有哀伤的气氛。上午8点到10点，是老人们集中活动的时间，50多位老人一片欢声笑语，他们坐在轮椅上，像孩子一般欢呼、嬉闹。二楼的病房里，有人去世了，像一颗熟透的果实落在松软的土地上。死亡，是这里的生命常态。”这是一家曾参观过松堂医院的媒体对它做出的描述。“老人年纪大了，就像小孩那样单纯，我们的护士叫他们美女、帅哥，他们就笑得很开心。”李伟说，很多老人把生命最后最精彩的部分，留在了松堂医院。据说，在松堂还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一位86岁的老奶奶遇到一位79岁的老爷爷，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后来，经过家属同意，松堂医院给两位老人举办了一场名义上的婚礼，老人坐着轮椅穿着红色唐装，一直笑着握着对方的手。几个月后，老爷爷、老奶奶相继平静离世。尴尬处境得不到政策优惠没有能力自我复制但二十多年来，松堂却始终面临尴尬。当初建立时曾得到民政部门的支持，李伟回忆说，当时有一位领导还捐赠了一个月的工资给医院。后来，松堂就挂靠在民政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名下，但没有实质性的支持。“现在松堂作为医院，是归卫生局管的，所以民政部门有政策，我们也享受不到。”李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目前国家对老年产业出台政策优惠，许多房地产商纷纷打出临终关怀的旗号，用低价拿到地皮。不过，有政策支持的一方只是建起一个壳，没有成熟的团队注入；而成熟的松堂团队，却得不到政策优惠，没有能力自我复制。头十年，松堂医院一直亏损。现在，松堂实现了收支平衡，但却仍面临现实压力：一方面，由于不主张过度用药，廉价的止痛药物无法实现“以药养医”；另一方面，临终关怀服务主要产生费用的是人工护理费，但这一块却没有被纳入医保体系，这在无形中把很多病人挡在门外。目前，松堂临终医院有300多个病人，却有180多个工作人员。很多是跟着李伟二十多年的老员工，“来的时候还是小姑娘，就是最早进城务工的那一批，现在跟医院、跟团队有了很深的感情。”此外，松堂依靠大量志愿者，“二十多年来，我们一共接收了来自300多所大学的40万人次的志愿者。”可是，没有年轻人来松堂工作。李伟说，每年来很多志愿者，他们都很激动，表示毕业后一定要来松堂医院工作。可是最后，一个都没有来。“我们不能给他们解决户口，分不到房子，没有好的待遇……所以他们选择了其他的工作。”两位老人两种状态这是采访中松堂医院院长李伟对成都商报记者讲述的两个小故事，一则是对临终关怀之外的老者的观察，一则是在临终关怀环境下的故事，对比读来，格外引人深思。82岁老人身上插了7根管子有一次，我去北京一家很有名望的医院接一位转院的病患。那是一个82岁的老人。我看见他时，他浑身上下插了7根管子，包括静脉的、起搏器、还有呼吸机———真是惨不忍睹。临走时，他的主治医生又交代了一堆口服药。我忍不住上去问：“医生，您能不能告诉我，他每天吃这么多药，倒在一个烧杯里搅拌一下，成分是什么？”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临终病人大部分是被毒死的》。这就是一种谋杀。高位截瘫老人画画、听收音机我们有一个病人，她在18岁时从二层宿舍摔下来，高位截瘫。她这一辈子，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和异性牵过手，在病床上躺了55年。因为长期卧床，她身体的很多脏器都有问题，应该说，生命质量很差。但是她却是8人病房中最欢乐的那一个。她喜欢画画，每天让护理员帮着翻身，趴在床上，用一只手肘支撑着画：画的都是工笔画，一棵松树，要几千笔才能完成。她还喜欢听收音机，世界大事她躺在病房里都知道。有一天，收音机坏了，我帮她拿去修，她当时说了一句，“我要有个电脑该多好。”我们就商量着要帮她完成这个心愿。我们准备最近让志愿者把她的画拿去拍卖，每张一块钱起价，最后帮她买一台电脑。她知道这个消息非常开心，74岁的老太太，像小孩子一样，说：“我又有新任务啦———学电脑！”一个家的生命教育《一片叶子落下来》母亲带着女儿读“生死”最近，一则名为《生命教育绘本推荐：当亲人骤离，来自阅读的慰藉》的文章在网络上悄悄流传。这是一位妈妈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成都七七妈”上发表的文章。七七妈是一位小学生的家长，同时，也因为职业与教育相关，她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儿童教育现状。“最早关注生命教育绘本，是因为我爸爸查出癌症，一时间，我不能接受。而我更担心女儿七七，她从小由外公带大，我不知道她那样小的年纪，怎么样去看死亡这件事。”她无意中发现家里有一本书，叫做《一片叶子落下来》，“它告诉小朋友，植物有生长期，有茂盛期，也有最后的凋零期，叶落归根，符合我们中国人对生死概念的理解。”她就带着女儿一起读这本书。外公去世后，女儿表现得很勇敢。“她的描述，呈现出对感情的积极一面的回忆。这可能是我们读这种绘本给她带来的帮助。”七七妈说，自己更愿意将之称为“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这个表达更完整。”在她的绘本推荐中，有来自美国的《一片叶子落下来》，来自丹麦的《爷爷变成了幽灵》，来自日本的《爸爸的围巾》……七七妈认为，以绘本的形式对孩子来说是最合适的：“绘本大多色彩温馨，笔触细腻，语言温情幽默。它们讲述死亡，却并不让人感觉沉重和悲伤，让孩子在自然中学会接受死亡，珍惜生命。”一个国的生命教育中小学谨慎进行“死亡教育”中国的生命教育现状究竟如何呢？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是我国首家以生命教育为主题的学术研究机构，旗下有中国生命教育网，每年举行生命教育高峰论坛。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生命教育网执行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曹专。曹专说，重视科学知识的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影响着我们的教育，时至今日，这种影响还是有增无减。但是，人们也日益发现：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命问题，科学甚至造成了新的生命问题（如新技术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这时，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我们认为，生命本身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这种价值高于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一切外在价值。”目前，北师大生命教育研究中心关注的重点是中小学生的生命教育，但这段时期的生命教育，基调最好是蓬勃向上的，因此不建议过度强调死亡教育。曹专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死亡”一直是一个禁忌，这给正常的死亡教育带来很大的障碍。“我们不建议在中小学过度进行死亡教育，首先是因为中小学生的整体生命气象是蓬勃的、阳光的、充满朝气的；其次是因为我们的教师大多没有接受过关于死亡教育的培训，自己对死亡都没有很好的态度和认识，未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误导学生的死亡教育还不如没有。”曹专强调，生命教育应该是伴随我们一生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所有生命问题都归因于缺乏生命教育，我们也不能把所有问题的解决途径都寄希望于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很重要，但生命教育不是万能的。”